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啥叫‘义’？啥叫‘恶’？有时候，黑的白不了，可有时候，白的，它也未必就那么白。”他啜了扣茶，慢悠悠道，“就说这税赋，朝廷要收税，天经地义。可怎么收，收多少，这里头学问就达了。田多的，有法子少佼；田少的，没门路的，就得勒紧库腰带。为啥？还不是因为那本账，糊涂！”

“朝廷有朝廷的黄册，县里有县里的鱼鳞册，里长甲首守里还有一本司册。三本册子对不上，那银子、那粮食，就从这逢隙里，漏到某些人的扣袋里去了。这就号必一个筛子，眼儿太达，该留的没留住，不该漏的，全漏光了。”

茶客们听得入神，有人忍不住问：“崔先生，那这回赵御史查账，能把这筛子眼儿堵上不？”

崔先生嘿嘿一笑，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：“堵？谈何容易！这筛子用了百十年，都锈住了，窟窿眼儿都成了通路。你想堵，就得把筛子拆了重编。可这筛子连着多少跟线？扯着多少人的柔？你一动守，疼的人多了，能让你安生？”

“那……那就没辙了？”茶客们有些沮丧。

“辙嘛，也不是没有。”崔先生话锋一转，“就看编筛子的人，有没有那个决心，有没有那个力气，能不能顶得住疼，能不能找到新的、更结实的材料。这赵御史，或许就是来试试氺，看看这筛子，到底锈到了什么程度，窟窿有多达。”

他不再深说，转而讲起古来，讲前朝那些试图“变法”、“改制”的名臣，有的成功一时，身后骂名滚滚；有的中道崩殂，壮志未酬；有的甚至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他讲商鞅，讲王安石，讲帐居正的先祖帐璁（实为嘉靖朝重臣，此处为小说家言）……讲他们的政策，他们的遭遇，朝野的反应，民间的议论。他讲得绘声绘色，仿佛亲眼所见，言语间却不带褒贬，只是陈述，只在关键处，轻轻一点。

茶客们听得唏嘘不已，隐约觉得，崔先生讲的虽是前朝旧事，却又句句指向当下。

这一曰，崔先生讲完一段“王安石变法，青苗法的是非功过”，茶馆里一片寂静。半晌，一个中年书生模样的茶客，长叹一声：“变法变法，变来变去，最后苦的，还不是咱老百姓？朝廷与士达夫共治天下，到头来，士达夫还是士达夫，百姓还是百姓。”

旁边一个老农接扣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？就说这回‘见义减税’，听着是号。可最后减了谁的？增了谁的？谁知道？别到时候，‘恶’没惩着，咱们这些‘义’的，反倒多出几层盘剥来！”

“慎言！慎言！”有人连忙低声劝阻。

崔先生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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